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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組織成長困境分析及啟示

中國社會組織成長困境分析及啟示
——基于文化、資源與制度的視角
2012-8-16 11:17:40 石國亮 來源:《社會科學研究》2011 年 5 期

【內容提要】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組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發 展。但是與發達國家的社會組織發展水平相比,我國的社會組織發展并不理想, 陷入了成長困境。以文化為基點,以資源、制度為兩翼,以政黨、政府、社會三 者為主體, 來構建我國社會組織發展困境的解釋框架, 不僅具備邏輯上的合理性, 更有著現實中的實踐性。根據文化、資源與制度的分析視角,公民文化的缺失與 對社會組織文化認同的不足導致了我國社會組織發育的先天困境, 進而造成了淺 層次上資源供給不足的成長動力困境, 以及深層次上制度建構滯后的發展保障困 境。 根據 “政黨—政府—社會” 的三元分析模式, 解決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困境, 必須首先解決三者關于社會組織的文化認同問題,進而實現政黨、政府與社會三 者的有序合作。 具體來說, 應通過公民文化培養來達成執政黨對社會組織的文化 認同, 使社會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人民民主的有力工具;通過拓展 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渠道, 獲取社會組織發展的資源渠道支撐;通過繼續以加 強配套法律建設與制度建設這種傳統的路徑為切入點, 逐步破解我國社會組織發 展的保障困境。

【關 鍵 詞】社會組織 成長困境 文化 制度 資源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社會組織經常被公共管理學者或實踐者提及,并且都 不約而同地把它看作現代公共管理領域內發揮重要作用的新興組織形式。 理論和

實踐表明, 這些有著眾多稱謂的社會組織的確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發 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并且作為當今社會治理的重要一元, 在增加社會資本存量, 培育公民社會等方面表現出獨特的優勢。尤其是在提倡合作治理的今天,社會組 織已經成為與政府、市場一起,支撐合作治理體系的三足之一。在我國,隨著改 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社會分化日益明顯,整個 社會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社會分化的多元性使得原有社會治理體系 的適應性逐漸降低,特別是在一些社會問題比較突出、尖銳的領域內,政府和市 場已經呈現出力不從心的疲態, 而社會組織作為民間性自治力量自發、自愿的集 合體, 在處理一些社會問題的時候發揮了政府和企業所沒有或難以充分發揮的作 用。但是,由于我國在文化供給、資源支撐以及制度建構等方面的缺失和不足, 造成了我國社會組織在發育上的先天不足,發展上的后天無力,發展水平上的參 差不齊。 文化是一個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淀和價值體系,它 在深層次上影響著社會資源的分配和社會制度的建構。 文化認同是資源供給和制 度保障的基礎性因素,這在我國社會組織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同樣具有解釋力。 以文化為基點,以資源、制度為兩翼,以政黨、政府、社會三者為主體,來構建 我國社會組織發展困境的解釋框架,不僅具備邏輯上的合理性,更有著現實中的 實踐性。

一、文化基因缺失——我國社會組織發育的先天困境

文化一詞有著極為豐富的內涵,概而言之,它是一個群體在一定時期內形成 的相對穩定的思想、理念、行為、風俗、習慣、代表人物等,以及由這個群體整 體意識所輻射出來的一切活動。由此可見,文化首先體現在人的意識層面,并且 具有良好的穩定性。事實上,文化并不甘于躲在人內心的某個角落,它還影響著 人的行為。 “當邊學習邊行動并通過行動來學習時,文化和結構、態度和行為之

間就不斷地發生相互作用。”[1]一個行為的發生必然是某種文化醞釀的結果, 文化可謂是行為發生的“元基因”。社會組織作為一種不同于政府和企業的組織 形態, 在促發其誕生的文化基因上也與兩者不同。人們關于政府組織誕生的經典 理論解釋是“社會契約論”,人們為了免于受害而讓渡權力,締結契約,建立了 政府,恐懼心理與契約文化是政府誕生的文化基因;關于企業組織的誕生,人們 也作出了精彩的解釋, 企業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為了解決個體行動單薄無 力, 而集結起來的以謀利為目的的組織。社會組織既不同于政府擁有普遍約束力 的公權力,又不同于企業旨在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它是在“公民文化”的滋養 和促發下誕生的。

公民在現代社會不僅是一個法律概念,更是一個政治概念。亞里士多德在定 義希臘城邦的時候就曾說過, 城邦并非一個地域概念, 而是一個 “政治社團” [2], “若干公民集合在一個政治團體以內,就成為一個城邦。”[3]亞里士多德之所 以這樣定義城邦, 主要是強調公民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地位,有權力參與公 共事務。 在這種城邦民主制中, “希臘人首次真正展示了公民理想和實踐的內涵。 因為他們把上述抽象思考能力與參與公共生活是人格充分和適當發展的必不可 少的信念結合了起來。”[4]所以,從一開始,公民在公共事務中的主體地位和 參與權利就成為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中所強調的首要因素。并且,這種強調 逐漸形成了一種傳統,一種文化。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 度和民主制》一書中,認為公民文化“既不是傳統文化也不是現代文化,而是傳 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結合; 它是一種建立在溝通和說服基礎上的多元文化,它是 一致性和多樣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許變革,但必須有節制地進行的文化:這就 是公民文化”[5]。

我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宗法社會,源自血緣、地緣、業緣的擴展逐漸形成了

圈層分明、等級森嚴的宗法格局。這種宗法關系發自儒家的“孝”文化,由“孝” 而“順”,由“孝”至“忠”,進而形成了“家—族—天下”的政治發生邏輯, 造就了家國一體的總體性社會。在家父權為大,國君權為尊,君主便是古代中國 這一個家長制國家的最大家長。基于“忠孝”文化之上,“專制君主不僅通過國 家暴力機器對臣民實行全面的行為控制, 還借助一整套等級森嚴的倫理綱常對臣 民進行奴化教育。 在這種剛柔并濟的持久的政治統治下,臣民不再具有獨立性和 自主性。他們喪失自我意識,逐漸養成了一種卑微順從的奴性性格。”[6]進而 形成了“臣民除了君主意志以外沒有別的法律”[7]的“依附型”臣民文化。這 種“臣民文化”與“公民文化”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文化,人與人之間并不是依靠 溝通與說服來實現行動的一致性, 而是依靠建立在強權和倫理綱常基礎上的等級 控制來實現的,表現出極大的“強制—服從”性;它并不允許差異化與多樣性的 存在,實行價值體系的整齊劃一;由于“臣民文化”本身具有的“強封閉性”, 它的變革也呈現出劇烈性而非漸進性。因此,我國在文化傳統上與社會組織叢生 的發達國家具有本質的區別。

社會組織是公民基于公共利益之宗旨,自發、自愿組成的自治性組織,這種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組織行為在這種 “臣民文化” 的傳統之下, 是很難發生的。 公民文化的缺失, 不僅使我國社會組織在孕育上缺乏文化基因,造成了我國社會 組織發育上的先天困境,而且導致了社會組織在后天發展過程中文化認同的困 難。 對社會組織文化認同上的不足,直接導致了社會組織在社會資源分配上的不 利地位,在更深層次上造成了社會組織制度建構上的滯后和不足。

二、資源供養不足——我國社會組織成長的動力困境

如前所知,社會組織的稱謂,我們知道,他們既不同于政府組織,也不同于

企業組織。因此,這類社會組織獲取資源的方式自然也就不同于政府和企業。政 府是建立在社會公權力基礎之上的,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通過為社會提供其他 組織及個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務來換取稅收; 企業是基于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之上的經濟人的集合體,它通過生產、銷售和市場對資源的 配置機制來賺取利潤。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他們都有自己較為穩定且持 久有效的資源供養方式。社會組織作為公民自發組建的自治性、志愿性組織,一 方面沒有國家強制力做后盾,不能依靠稅收供養;另一方面不以營利為宗旨,不 能依靠利潤供養。它必須依靠自身長于政府與企業的優勢,來吸取社會資源,支 撐自身的發展。這一點在國外的社會組織資源獲取方面體現較為明顯。

國外社會組織的資金來源不外乎四個渠道:民間捐贈、服務收費、政府補貼 和外國援助。 所有國家的非營利組織都或多或少地依賴前三種來源,但那些發展 中和轉型中國家的很多非營利組織還依賴于外國捐款。[8]

根據傳統說法, 社會組織與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的重要區別在于其收入的主 要來源是慈善捐贈, 而非政府支持或商業化經營。 很多人認為, 發達國家基金會、 企業和人民的財力極其雄厚且非常慷慨,從基金會撥款、公司饋贈和個人捐款等 渠道獲得的慈善款項是如此豐厚,以至于不僅能用來維持國內的非營利部門,而 且能夠支持世界其他地方的社會組織。 [9]但是,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根據約翰· 霍 普金斯政策研究所的分析, 沒有一個國家的非營利部門的主導性收入來源是私人 捐贈, 私人捐贈不僅不是非營利收入的主要來源, “ 甚至都不是第二個重要來源” 。 在其研究的 8 個國家(美、英、法、德、日、意、瑞典、匈牙利)中,私人慈善捐 贈占全部非營利收入的平均比例僅有 10%,而且,這些收入包括了個人捐贈、基 金捐贈和團體捐贈在內。相比較而言,在這 8 個國家,幾乎一半的非營利性收入 (49%)來自服務收費和銷售收入,而 41%來自政府。[10]

上述數據表明, 國外社會組織資金的主要來源并非民間捐贈,私人付費和政 府或公共部門的支持才是資金的主要來源。社會組織的產生及目的雖然異于企 業,但是,它并不能脫離市場而真空生存,將市場機制引入自身的運行及發展過 程中, 是國外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方面。 此外, 與政府及公共部門保持良好關系, 是國外社會組織運行及發展的又一重要舉措。由于現代社會的分化,人們需求的 個性化發展, 政府及公共部門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已經不能滿足這種差異化 的需求,將部分職能外包給社會組織,或者直接購買社會組織的產品及服務,就 成了各國政府普遍采取的措施。民間捐贈在比重上雖然遠不及其他兩種,但是, 國外民間悠遠的慈善傳統也為國外社會組織的運行及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源支 撐。例如,根據美國勸募咨詢協會的統計,美國 1981 年流向慈善機構的私人捐 贈總額達 536 億美元,這大約占到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 2%,人均捐贈額為 225 美元。[11]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慈善研究中心“美國捐贈基金”有一個報告,說明 2006 年美國人共捐出善款 2950.2 億美元, 2005 年的 2830.5 億美元增長了 1%。 比 [12]2007 年美國私人捐贈額有 3700 億美元,占 GDP 的 22%。[13]

在我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各種社會組織雖然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但是, 籌資難的問題仍然是制約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 據有關調查資料顯 示,有 41.4%的社團認為他們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缺乏資金。[14]王名等人 2000 年在湖南益陽市的調查發現,該市 40%的社團幾年來一直沒有開展活動,160 個 市級社團中至少 100 個社團的注冊經費達不到 3 萬元。 [15]資源供養上的嚴重匱 乏,使得我國社會組織自身的功能和作用無法體現,有些社會組織為了籌資,甚 至背離了組織的初衷,開始向企業轉變。與國外社會組織的資金來源相比,我國 社會組織的資金來源主要有:政府支持,1998 年度被調查的社會組織最主要的 收入來源是政府撥款,占全部收入的 49.97%,[16]由于政府對社會組織認識上

的局限性,加之財力方面的有限性,政府撥款的覆蓋率相當有限;會員會費,這 種形式所獲得資金極其有限; 社會捐助,我國社會組織接受營利組織和個人的捐 贈平均不超過組織總收入的 30%,而在中國香港部分社會組織接受的捐贈占總收 入的 83.2%[17],我國的民間捐助主要來自企業法人,個人捐款較少;服務性收 費也是我國社會組織資金獲取的重要渠道之一,由于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加上相 關配套制度的缺失, 我國社會組織在這一渠道上的資金獲取并不具有良好的穩定 性。所以,資源供養不足,造成了我國社會組織在成長上的動力困境。

三、制度建構滯后——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保障困境

組織和制度是人類的兩項重要發明,人類依靠這兩項發明進行并延續了政 治、經濟和文化諸活動。組織與制度的關系,一直是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重點。 尤其是近年來制度主義興起之后,制度分析的方法已經跨出了經濟學的范疇,被 廣泛應用到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之中。制度建設對組織 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提倡建構多中心合作治理的現代社會,加強 與社會組織相關的制度建設就顯得尤為重要。 基于治理思想之上的制度建構與基 于管理的制度建構有著很大的區別, “治理著重于政策和組織特性的問題而不是 日常項目實施的問題。 治理意味著解決非政府組織的前景、 使命以及戰略的問題, 著重于未來的方向和長期的戰略考慮;治理是在考慮內部計劃、工作人員和資源 配置的條件下解決組織政策的問題, 并為作為行使組織職能基礎的規則和價值觀 下定義; 治理內容包含著非政府組織的法定義務而且還界定非政府組織在公民社 會中的地位。 對一個非政府組織的治理來說最重要的是,須考慮該組織在社會中 行使職能和運作的有效性。”[18]

在國際范圍內, 各國關于社會組織的法律框架與制度建設盡管各不相同,但

是, 但凡重視公民結社權和社會組織發展良好的國家,都有著適合自己國情的法 律和制度。在法律建設方面,英國 1601 年出臺的《慈善法》和《救濟法》,是 世界上較早的專門規范非營利組織和非營利行為的法規。美國的聯邦稅法 501C3 中規定,從事非營利性、非政治性活動的組織可以申請成為慈善組織,以獲得稅 收優惠。日本的《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南非的《非營利組織法》,聯邦德 國的《結社法》,匈牙利的《公益組織法》,捷克的《公益法人法》等分別從不 同的側重點將非營利組織納入到了國家的法律體系之中。 “無論是在具有悠久的 結社傳統的歐美法系國家, 還是尊崇國家權力的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大都為 擁有法人資格之外的非營利組織留有一定的法律空間, 且這一空間在許多國家或 地區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19]在制度建設方面,各國也有不同的措施。無論 是日本還是英美,都有著完善的非營利組織的法人制度,如“一致的人力資源管 理與流動機制,獨立的財會、審計制度,票據體系,人員在社會中統一的保險、 社會保障體系等。這些制度使非營利組織融入整個社會結構和法律框架之中” [20]。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方面,一些國家也有創舉。比如,早在 1998 年 11 月,英國中央政府和全英慈善與社區中心共同簽署了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協議——《政府與志愿部門及社區組織關系協議》(The Compact on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Sector,簡稱 Compact), 第一次以國家政策的形式提出在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建立合作關系。英國的 Compact 迅速在英聯邦的其他國家產生了示范效應。2001 年 12 月,加拿大總理 讓·克雷蒂安正式簽署“加拿大政府與志愿部門協議”(An Accor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the Voluntary Sector,簡稱 Accord)。2010 年 3 月, 澳大利亞政府在地方試點的基礎上,也與本國的社會組織簽訂了旨在促進合 作的“全國性協議——攜手合作”(National Compact Working Together,簡稱 National Compact)。這使得這些國家的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多方面、多領域內開 展合作行動。[21]

與上述國家相比, 我國有關社會組織的法律框架與制度建構表現出了一定的 滯后性與不足。 在相關法律方面,我國 1998 年 9 月 25 日國務院第八次常務會議 通過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作出明確規定,申請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 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由發起人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籌備,實行登記準入制。 這種過高的登記準入門檻, 使得一大批社會組織無法獲得合法地位,無法行使合 法權利。“民政部于 2002-2003 年上半年在深圳、安徽部分地區進行調查發現, 經過正式登記的民間組織數量只占民間組織實際數量的 8%-13%。”[22]在管理 制度方面,對社會組織實行嚴格的“歸口登記、分級管理”的雙重管理體制,主 要由民政部門負責統一登記注冊,在監督管理上實行“登記管理機關”(即各級 民政部門)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審核、雙重負責、雙重監管的原則。這種分 級管理的體制, 壓抑了社會組織本身的活力和發展。我國社會組織在地位上尚處 于尷尬境地, 與政府的關系也變化不定,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將社會組織劃歸為不 穩定因素, 限制社會組織的發展。 另一方面, 社會組織自身的制度建設也不完善。 由于社會組織的自發性、志愿性以及自治性等特點,社會組織運行的內容、財務 等信息公開不夠,而且也沒有建立起相關的制度來改善這種狀況。總之,我國在 法律上沒有給社會組織應有的預留空間和法律地位, 嚴重妨礙了社會組織合法地 位的取得與合法權利的行使;在制度建設上并沒有建立起像英、美、加拿大、澳 大利亞以及日本等國對社會組織相對完善的監督管理體系, 使得我國社會組織的 運行具有很大的不規范性。法律框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建構的滯后,是我國社 會組織發展的保障困境。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文化、 資源與制度的視角分析,加之與國際上社會組織發展良好國家的

經驗相比,我們發現,文化差異是造成我國社會組織發展困境的元病灶。文化認 同是人類對于文化的偏愛與傾向性共識, 這種偏愛與傾向性形成了一種堅不可摧 的認可, 它是人類對自然認知的升華,這種認可將從本源上支配著人類的價值取 向和行為準則。所以,文化基因的缺失,尤其是“公民文化”的不足,不僅造成 了我國社會組織在發育上的先天困境, 更導致了后天發展上的精神空虛與認同乏 力, 社會組織在文化認同上的困難直接決定了其在獲取社會資源上的無力。社會 組織在社會資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導致了社會組織的資源供養不足,成為制約 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瓶頸”,這不僅造成社會組織發展動力不足,甚 至導致社會組織的異化, 少數社會組織開始背離其建立的初衷, 走上營利的道路, 與公益漸行漸遠。 同樣肇始于文化認同的不足, 造成了社會組織法律框架不完善, 不僅使得社會組織合法化困難,亦使其合法權利難以行使,應有功能無法發揮。 而制度建構滯后, 更是造成了社會組織發展的保障困境。為了使我國社會組織健 康發展,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自身優勢,必須探究和尋求突破這一困境的出路。

在我國學界,用“國家—社會”的分析模式來解釋政府改革、社會治理、民 主法治以及公民社會等問題,已成普遍之勢。但是,這種解釋框架在解釋中國社 會問題時并不具有天然的適應性。因為,在當代中國的解釋語境中,存在一個處 于領導與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 “黨”的地位和作用在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析 結構中很難予以精準的定位, “黨”的權威既不同于“國家”權威,也不同于“社 會”權威,但是,又與兩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用“政黨—政府—社會” 的三元分析模式, 對我國當下的社會組織, 更具有解釋力。 亨廷頓曾經說過, “處 于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23]在我國,中國共 產黨處于政治領導和政權執掌地位,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 核心, 其權威屬于政治權威, 共產黨的價值取向與文化認同不僅決定了政府的施 政取向, 還引領著社會的價值走向。政治權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資源權威和制

度權威, 解決執政黨對社會組織在文化認同上的心理隔閡,是突破我國社會組織 發展困境的根本。 我國又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府是人民當家 做主的產物,其權威來源于人民。所以,政府權威是政治權威與社會權威的有機 結合。 由此可見, 政黨、 政府與社會構成了相互溝通、 相輔相成的三位一體關系。 解決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困境,必須首先解決三者關于社會組織的文化認同問 題,進而實現政黨、政府與社會三者的有序合作。

第一, 要從文化上達成執政黨對社會組織的認同。尋求共產黨對社會組織的 文化認同,必須找到兩者在價值上的契合點。而“民主”正好提供了連接執政黨 與社會組織在價值觀上的契合點。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開幕 詞中明確指出,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社會組織的產生與發展恰恰是社會 民主發展的體現。 “只有以民主的方式管理社會時才能充分實現社會自主——人 與人相互關聯的個人生活中的自主。只有在民主政體下,全體社會成員才能拿自 己的規則來管理共同事務, 并將自己置于這些規則的約束之下。 [24]良好的 ” “公 民文化” 又是民主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文化資源, 公民文化概念 “常常會包括: 關心共同利益,社區整體的利益,一個人所擁有的尊重他人權利的意愿,對不同 宗教信仰、 政治信仰和社會信仰的容忍, 承認社區的決策重于一個人的私人偏好, 以及承認一個人有責任保護公眾和為公眾服務”[25]。只有具備了公民文化,人 們才會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和公民權利而積極組織起來,社會組織才能繁榮。社會 組織的建立在某種程度又是公民社會形成的標志。 按照查爾斯· 泰勒的觀點, “公 民社會產生的標志就是獨立的社團組織的存在。從最低限度來說,只要存在不受 國家權力支配的一定數量的社團組織,就可以說公民社會初步形成了”[26]。所 以, 民主發展所必需的 “公民文化” 成為實現執政黨對社會組織認同的文化基礎。 只有找到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組織在文化認同上的契合點, 實現中國共產黨對社會 組織的文化認同,才能進一步解決社會組織在資源供給與制度建設方面的困境。

而總結各國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的經驗,則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即拓展政 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渠道也是解決社會組織發展困境的必要措施。 在社會組織發 展良好的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是一種戰略伙伴 關系,他們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以及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截止到 1998 年,高收入國家中央政府用于社會公共服務的補貼和其他經常性轉移支付 支出已占總支出的 58%。”[27]在我國,社會組織尚處于政府的“代理人”位置, 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將社會組織視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對立人”。因此,建立和保 持政府與社會組織的 “伙伴關系” 是社會組織取得政府支持和資源獲取的關鍵。 , 這就迫切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購買機制, 實現社會組 織的有限創收與自力更生。 公共部門的職能外包已經成為當下政府職能改革的重 要路徑, 社會組織應該抓住機遇,通過合理的市場手段為自己的運行和發展賺取 資源。發展民間公益事業,促進公益捐助。一方面要喚起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 促使更多的企業捐助社會組織;另一方面,培育個人的捐助意識,使更多的人參 與到捐助社會組織的行列中來。 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突破我國社會組織成長方 面動力不足的困境。

第二,在于繼續以加強配套法律建設與制度建設這種傳統的路徑為切入點, 逐步破解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保障困境。首先,降低準入門檻,從法律上解決我 國社會組織的合法性問題。社會組織發展良好的國家在社會組織的法律建設方 面, 一般采取過程控制的原則以及在法治背景下的制度約束和社會規范。美國對 社會組織就是典型的過程控制, 它并沒有專門的法律和部門來監管社會組織,它 對社會組織的管理采用的是建立稅法基礎上的稅收手段。 日本也沒有專一的法律 和部門來監管社會組織。 英國的慈善管理委員會機制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管理 機制,引起了各國的關注。其次,加強社會組織自身的制度建設也是保障社會組

織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完善產權制度,明晰各方權利和義務。“我 國的民事基本法雖然沒有財團法人制度, 這并不妨礙專門法規按照這種性質去設 計制度。 [28]另一方面, ” 要建立社會組織的信息公開制度, 主要包括活動內容、 資金使用、權利義務等方面的信息公開。這不僅可以規范社會組織的運行,而且 對提高社會組織的公信力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 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以及公共服務 等方面的獨特優勢, 既是現代社會構建多中心合作治理體系的要求,也是建設服 務型政府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國應該在總結國外社會組織管理的經驗和教訓的基 礎上,制定出針對性強、科學性高、符合我國實際的社會組織管理措施。通過公 民文化培養來達成執政黨對社會組織的文化認同, 使社會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 導人民實現人民民主的有力工具。通過開拓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渠道,獲取社 會組織發展的資源渠支撐。我們相信,只要執政黨、政府和社會能夠正確認識社 會組織, 充分認識其地位和功能, 我國的社會組織建設一定能夠取得良好的成績, 一定會在服務型政府建設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過程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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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博士,南京大學服務型政府研究所 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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